史丹利;贝瑞在五月十七日早晨到海军上将普雷斯顿爵士（on）的伦敦办公室报到时，不太清楚该对未来抱着怎样的期待。这名四十三岁的政府文官刚刚被指派为海军上将的助理秘书，这是他到任的头一天。
普雷斯顿上将主掌的海军小型船只局仅是组织上的一颗小棋子，负责供应及维修各个海军基地的港用艇，有用而毫不起眼。事实上，这个单位甚至不够格进驻海军总部大楼，只能在附近的格兰米尔斯银行区租间办公室使用。贝瑞毫无理由假定他所要面对的，将会超出寻常文书工作的范围。
贝瑞正巧赶上惊喜。六大袋邮件等着拆封、分类。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在五月十四日公开呼吁：“凡拥有长度在三十到一百英尺间的机动式观光船的船东，请于十四天内向海军总部报告船只的详尽资料……”这几袋邮件便是首批回应。但这项呼吁并非基于佛兰德斯的情势，而是因为磁性水雷的威胁。为了应对威胁，英国各造船厂正全力赶制木造的扫雷舰。然而正常管道产能不足，小型船只局因此开始征用私人游艇和汽艇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
贝瑞立刻着手处理堆积如山的回复信函，他跟上将秘书，也是军需长的盖瑞特少校一起根据船只的种类及船籍港口进行分类。出身纽芬兰岛的盖瑞特，发现自己被恶补了一堂英国地理课。
同一天，丘吉尔首次开始思考大撤退的可能性。没有人比丘吉尔更勇于战斗，也没有人比他更努力驱策戈特，但是各种可能性都必须纳入考虑，而他十六日的巴黎之行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经验。此刻，他要求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张伯伦研究，“假如有必要从法国撤回英国远征军，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在较低的层级，其他人员开始采取具体措施。五月十九日，里德尔 -韦伯斯特将军（riddell-er）在陆军总部主持会议，首次将撤军的可能性列入讨论。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急迫感，船务部代表相信有足够时间征集一切所需船只。
会议中决定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都可用于撤退。基本计划分为三阶段：二十日起，以每天两千人的速度载回所有“米虫”，接下来从二十二日开始，大约一万五千名基地人员会撤离，最后才是“大批军队冒险撤退”的可能性，不过与会人员认为这种情况概率太低，不值得浪费时间讨论。
海军总部指派拉姆齐中将（bertrasay）负责这项行动。他是驻多佛（dover）的将领——正好处于风口浪尖——是合理地点的合理人选。他有三十六艘船舶可以调遣，绝大多数是跨海渡轮。
但当拉姆齐隔天（二十日）在多佛召开会议时，局势已完全改变。德国装甲部队直扑海岸而来，英国远征军几乎被包夹，戈特本人主张撤军。“大批部队冒险撤退”不再是议程的最后一项，如今，“非常庞大的部队横越英吉利海峡紧急撤离”，已成了最首要的议题。
同一群人二十一日再度到伦敦开会时，战局仍持续恶化。他们推敲出另一套计划，提出更精确的数字：三个港口（仍然是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每二十四小时撤出一万名官兵；船只两两入港，任一港口同时不得有超过两艘船停泊。为了完成任务，拉姆齐如今调派三十艘跨海渡轮、十二艘蒸汽渔船以及六艘近海商船——数量比前一天多一点点。
到了隔天（二十二日），情况再度出现变化，德国装甲部队对布洛涅和加来展开攻击，如今仅剩敦刻尔克可用。拉姆齐个性极为务实，他深知开会的应变速度远远比不上战场的瞬息万变，他不再花时间筹划精心设计的方案，也不再召开由所有相关人员组成的一般会议。事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最终任务是什么，重要的是做得快又灵活。正常管道、标准作业程序，以及其他种种繁文缛节都被抛弃，见机行事成了首要原则，而电话正好能发挥作用。
拉姆齐本人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他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喜欢独当一面。一九三五年，这种性格几乎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当时担任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克豪斯爵士（khouse）的参谋长，觉得将军没有赋予他足够的责任，向来有话直说的他要求解职，结果上了退役名单。他因此被冷冻了三年，尽情享受骑马以及跟妻子玛格和三名子女共度的朴素乡间生活。
然后二战爆发前夕，海军用人孔急，他再度奉召入伍，负责指挥多佛基地。他熟知这块区域，一战期间，他便在历史悠久的多佛巡逻军担任驱逐舰舰长。一开始，这项新工作轻松愉快：主要任务不外乎反潜搜寻、布雷，并且想办法对付敌军的新型磁性水雷。但德军的突破改变了一切，多佛离法国海岸仅仅二十英里，几乎就落在前线上。
他的幕僚人数不多，但很优秀。拉姆齐“受不了蠢货”（从来没有一句俗语可以如此贴切），他的手下必须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一面。拉姆齐擅长下放权力，他的部下也勇于任事。好比说，他的副官史托普;福德上尉为了争取连结布洛涅、加来与敦刻尔克的电话线路，就曾单枪匹马挑起一场艰巨的任务。海军总部抱怨，这条电话线每年要花五百英镑，但是史托普;福德不屈不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如今英国远征军被逼退到法国海岸，这条电话线成了无价之宝。
身为多佛海军军区司令，拉姆齐的生活与工作都在多佛城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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