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北师大听该校教授、我国著名的教育法专家劳凯声先生的课。他讲到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带他到杭州，他第一次看到火车，觉得非常惊奇，回来兴冲冲地写篇作文，其中有句子说“火车像蛇一样爬行”——多么形象，那是一个孩子眼中真实的感受——却被老师批评说比喻不当。这很挫伤他，好长时间不再喜欢写作文。直到另一位老师出现，情况才出现转变。这位老师偶然间看到他的一首诗，大加赞赏，还在全班同学前念了，并推荐给一个刊物发表。这件事给了他自信，重新激起他对语文课和写作文的兴趣。
学者的童年也有这样的脆弱时刻，可见所有孩子都需要正确教育的呵护。假如劳先生遇到的后一位老师也和前一位一样，那么当前我国教育界也许就少了一位学术领军人物。
这个男孩能有劳先生的好运气吗？
有句话说，世上最可怕的两件事是“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前者能要人的命，后者能扼杀人的激情和创造力。
现在害怕写作文和不会写作文的孩子非常多，老师和家长总在为此发愁，除了埋怨和批评孩子，有多少人能从作文教学本身来反思一下，从教师或家长的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呢？
有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她父母工作很忙，家里请了保姆。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我帮妈妈干家务》，要求孩子们回家后先帮妈妈干一些家务，然后把干家务的体验写出来。
女孩很认真地按老师说的去做，回家后先擦地、再洗碗，然后在作文中写道：通过干家务，觉得做家务活很累且没意思。平时妈妈让我好好学习，怕我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我一直对妈妈的话不在意。现在通过干家务，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了，担心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就得去给别人当保姆。
这个刚开始学习写作文的小女孩，她说的话的确谈不上“高尚”，却是真心话。可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批评，说思想内容有问题，不应该这样瞧不上保姆，要求重写。
小女孩不知如何重写，就问妈妈，妈妈说：你应该写自己通过做家务体会到妈妈每天干家务多么辛苦，自己要好好学习，报答妈妈。小女孩说：可是你从来不干家务，我们家的活全是阿姨在干，你每天回家就是吃饭、看电视，一点也不辛苦啊。妈妈说：你可以假设咱家没有保姆，家务活全是妈妈干。写作文就要有想象，可以虚构。
教师和妈妈的话表面上看来都没错，但她们没珍惜“真实”的价值，曲解了写作中的“想象”和“虚构”，这实际上是在教孩子说假话。虽然主观用意都是想让孩子写出好作文，却不知道她们对孩子的指点，正是破坏着写作文中需要用到的一个最大的“技巧”——“说真话”。
之所以说“说真话”是写作的最大技巧，在于说真话可以让人产生写作兴趣，发现写作内容，即想写，并有东西可写——没有这两点，写作就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写作激情来源于表达的愿望，写真话才清楚自己想表达什么，才有可表达的内容，才能带来表达的满足感。没有人愿意为说假话去写作。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写作，说假话总比说真话更费力气，难度更大，并且虚假的东西仅仅带来需求上的满足，不能带来美的愉悦。
如果孩子在写作训练中总是不能说真话，总是被要求写一些虚假的话，表达自己并不存在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思维就被搞乱了。这样的要求会让他们在写作中不知所措，失去感觉和判断力，失去寻找素材的能力。于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该写什么。
不说真话的写作，使学生们在面对一个命题时，不由自主地绕过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放弃自己最真实的情绪和体验，力不从心地搜罗一些俗不可耐的素材，抒写一些自己既没有感觉、又不能把握的“积极向上”的观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小学生有这样的通病：在写作文时没什么可写的，找不到素材和观点，拼了命去凑字数。
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可能符合“规定”了，但它的负面作用会很快显现出来——不愉快的、做作的写作让孩子们感到为难，感到厌倦，写作的热情和信心被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孩子讨厌写作文。
现在中小学作文教学花样何其多，作文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很多“写作技巧”。但那些都属于“小技”的范畴，最大的技巧“说真话”却总是被忽略，甚至被人为地毁坏着。当一个人干一件事时，如果没有“大技”只有“小技”，他是既干不好也干不出兴趣的。失去“大技”，其实连“小技”也难以获得。
尽管教师在讲“作文技法”时都会讲到写作要有“真情实感”，可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很少被鼓励说真话。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道德说教”意识仍强有力地控制着学校教育，从孩子开始自我表达的那一天，就急于让他们学会说“主流话语”，而从不敢给他们留下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教师对作文的指点和评判，使学生们对于说真话心存顾虑，他们被训练得面对作文本时，内心一片虚情假意，到哪里去寻找真情实感呢？
文以载道，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德情操，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也确实应该肩负起孩子们思想品德建设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中小学生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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