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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