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人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他们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更是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6]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27]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28]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lún_lǐ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fǎ_lùn。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lún_lǐ道德。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qín_shòu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29]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0]荀子主则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1]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fǎ_lùn。
韩非的方fǎ_lùn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32]
孔子的方fǎ_lùn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3]
老子的方fǎ_lùn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34]
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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