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你要晓得，在美国高校看你的科技文献，不是看数量，而是看你的论文引用率有多少，也就是你发表完这篇论文之后，别人写论文的时候参考了几次。那是非常规范的，像我的论文有多少引用，每篇都有统计的。我们对诺贝尔奖的理解是不够的，它其实就是要找到在某个专业学科里面第一个提出某个新观点的人。这个观点是你先提出来的，拿诺贝尔奖的才会是你。
闫肖锋：原创性。
王牧笛：现在网友还在问，郎教授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郎咸平：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你说我论文发表得怎么样？我论文发表得非常多。原始贡献有没有？也有的，问题是有这个原始贡献的人不止我一个。而且要经过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你的贡献有没有影响力，到时候还得看能不能追溯到你，因为如果是几个人同时提出来的，它到底选谁，这都很难说。因此，我们不要对得诺贝尔奖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遴选过程。
王牧笛：而每年诺贝尔奖结果一出，国内的媒体总会反思，除了反思刚才说的科研模式，还会反思教育模式，就是所谓人才培养的模式，媒体一直都在说，中国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的人创新性不足。
郎咸平：对，就像中国科技大不是搞了个少年班吗？少年班毕业的学生后来怎么样？也有不错的，但是就没有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天才，他们就只是像一般好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在各行各业小有成就。可是这不是少年班的初衷，少年班是希望培养出天才的。为什么出不了天才呢？因为它遴选过程就是有问题的，它当初在高中和初中所选拔的尖子学生都不是天才，而是些解题高手。
王牧笛：我看前两天有个新闻说，一个小女孩参加奥数培训，3年一道题都没听懂，她竟然这样坚持了3年。
郎咸平：这个意志力之强真是不可想象。
闫肖锋：我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为什么30年高考出了这么多高考状元，但没有一个在政经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然后这么多在国际奥数上拿大奖的，但是没有出一个正牌的数学家，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
郎咸平：很多人问我说：“你的小孩在美国，你希望他念什么学科？”我说：“我希望他念数学，希望他念英文。”他们说：“数学不是很枯燥吗？”我说：“对不起，那是中国的数学很枯燥。在美国学数学一点都不枯燥，反而让你觉得非常有趣。”我们不但解数学题，学英文都是在解题。像语法什么的，这都是在解题。你说美国人懂语法吗？他也不太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英文语法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人。
闫肖锋：最近还有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内地学汉语的这些学生竟然比不过在美国学汉语的学生，因为教育方法不同，中国是背语法、背偏旁。
郎咸平：就是解题嘛。
闫肖锋：美国是从语感、从对话上来训练。
王牧笛：一种是用感觉来学语言，一种是用语法来学语言，两者思路不一样。
郎咸平：所以到最后我们学生只能看，甚至看也看不很明白，不会听、说、读、写。
王牧笛：而且你会看到中西方教育里面，对于质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人以前写字是从上往下写的，所以会不断点头，不断地确定；而西方人是从左往右写的，不断地摇头，不断地说no。所以你看这种质疑精神对于科研或者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
郎咸平：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看论文的时候，看到一篇论文的一个假设条件可能有问题，我改变这个假设条件之后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就能发表论文了。所以我们在美国做研究的过程就是要质疑前人，不断地怀疑才能够积累，才能创建出真正的科学，所以质疑就是创造力的开始。而我们中国的教育有质疑吗？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东西，我们的学生要全盘照抄、要背，背完之后要考试，考题还有标准答案，这样教出的学生就不可能有创造力。
闫肖锋：最后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萎缩，身体也越来越萎缩，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一点都不阳光。
郎咸平：而且我看到小学生比我的行李箱还重呢。
闫肖锋：绝对比你的重。
王牧笛：我妹妹前两天刚上大学，给我发封邮件，说：“哥，我最近遇到一个困惑，你说这个背东西，我是死记硬背呢？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背？”
郎咸平：在我们这就不能按照自己理解去背。
闫肖锋：所以出现了刚才说的，在美国学汉语要比在中国内地学汉语还要有效。实际上，你真正理解的东西别人想拿都拿不走，你死记硬背的东西第二天就忘了。说到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我想起一部电影叫《死亡诗社》。那里边那个教师就是刻意去发掘学生们阳光的一面、培养质疑的精神、激发他们的青春跟活力，最后学生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他。
对学术的信托责任
作为一个学术人，你既然在这个位子，你就要承担起对国家、民族、老百姓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其实我本人也是受惠于美国的教育。有很多人问我：“郎教授，为什么你在中国能够看到那么深层次的问题，看到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别人看不到呢？是不是别人不敢讲啊！”其实不是的，我看问题的方法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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