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风这个我还知道，2005年的时候，我们跟绿色和平组织给广东省政府做了一个风力报告。关键风它有两个不可测因素，一个就是风的方向，第二个就是它需要多大的场地。风电厂要围一个很大的场地，我听别人告诉我，很多企业去做这种储备项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场地，在于土地。
郎咸平：说搞风电，圈了一块土地，到时候上不了马就盖什么别墅了。
李银：所谓储备项目就是这个意思吧。
王牧笛：然后我们还很羡慕像荷兰那种靠风驱动的国家——童话的世界。
郎咸平：不一样的，人家的是来磨小麦的，我们的风车是来圈土地的。
李银：中国土地很大，各地自然条件是很不一样的，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做风电，风电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
王牧笛：然后你再看太阳能。中国太阳能方面有两个比较牛的企业，一个是皇明——光热转化，一个是尚德（施正荣那个）——光伏发电。尚德2005年在纽约上市的时候，当时成了“资本英雄”，施正荣当时说是首富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追随效仿者，结果大家把新种能源炒作成一个概念，一个金融概念。施正荣自己的话说，当时全国搞服装的、搞房地产的全去搞新能源去了，当时有3000多家太阳能电池生产商，结果金融危机一来，光伏企业尸横遍野。
郎咸平：像尚德还算是不错的企业。
李银：尚德有自己的技术，它自己搞研发。
郎咸平：而且它不但有自我技术，而且它还有整个产业链的整合，从上游的原料一直到下游基础它全部都有。这才是做这种所谓光伏企业的一个制胜之道。
李银：其实光伏企业有很多隐忧，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隐忧是如何从石英砂里面提纯硅，这需要很高的技术，它也是高污染的。
王牧笛：污染的那东西叫四氯化硅，它污染的食品，孩子吃了智障。
李银：很难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光伏的上网电价，它数倍于普通的上网电价。没有企业愿意去用它，除非你有直补。
郎咸平：所以现在像尚德这种企业，它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如何降低成本，可是很难。
李银：说到这个直补的问题，我想起了日本，我刚从日本回来嘛。日本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就开始启动了它们的太阳能计划，国家对企业的政策补贴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用户直补，凡是你用我太阳能发电设备发的电，都给你补贴，这个补贴到2005年已经结束了。2006年开始，日本的环境省又实施了一个新的“太阳作战计划”，家庭用户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以减排为目标的，全都给你补贴，大规模补贴。就是从1973年到现在，这是个持续的策略和政策。
郎咸平：30多年。结果呢？
李银：结果现在日本的空气非常好，这是第一，碳肯定减排了嘛。第二就是全世界的太阳能产业里面，日本是第一大的，它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0。
郎咸平：因为他们比较富裕，所以说他们买得起，再加上补贴，才有可能推动。那如果我们13亿人口里面12.9亿买不起呢，你怎么补贴。到最后尸横遍野、产能过剩、投资重复浪费，这么几十年积累的那么一点点资金就让这一波的新能源上马给摧毁掉了。
李银：而且它名义上还是在市场机制下的一个发展，想想以前彩电是不是这样的？水泥是不是这样的？
王牧笛：你看我这有一组数据说：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就有七八家多晶硅制造商，中国有四五十家；其他国家总共有七八家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商，中国有两三百家。这个行业现在是高风险、高投机的行业。
李银：而且我们还要进口一些高纯度的多晶硅，原料不全是自己有的。
碳排放的定价权之争
现在美国为什么不签《京都议定书》，它要掌控定价权，所以现在是美国跟欧盟在竞争。
说不定我们在为别的国家提供了绿色电力的同时，自己的环境变成一片乌黑。
王牧笛：一个是风能，一个是太阳能，还有个核能。核能现在也是炒得比较火的一个能源，现在中国的核能战略，从之前的“适度发展”到“积极发展”，现在的策略叫“大力发展”。
李银：之前我们是在沿海建核电站，现在内陆也开始建，重庆都开始建了。
王牧笛：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是法国，法国不管国际油价几美元还是几十美元的变化，都可以靠核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它80的电靠核能。
李银：为什么不跟芬兰比呢？芬兰基本没有什么资源，它都是靠核能、生物燃料来发电的。那不一样，芬兰和法国都不大。
王牧笛：尽管会看到新能源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它是不管的。现在有人调侃说地方政府是“闲不住的手”。
李银：2007年大概是3月份我在芬兰参观了那个tvo公司，就是整个芬兰最大的核电运营公司。它们当时在建芬兰的第五座核电站，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座核电站。它政府的协调、配套设施的规划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去参观它那个地下100米的核废料掩埋地，他们告诉我们说政府是如何规划这块地100年以后的用途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呢？
郎咸平：人家什么水平啊？芬兰是吧，上次我去芬兰，到它们总统府参观，没看到什么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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