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只不过,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lún_lǐ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lún_lǐ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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