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lún_lǐ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lún_lǐ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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