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也有创作的自由,写作与创作都需要将自由作为前提,作为保障,作为精髓。没有自由的写作只能是写作,达到不了创作的境界,只有有了自由,写作才能达到创作的境界。创作的境界一旦出来,思想性也就呼之欲出,或者进一步说,思想性也出来了。
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自由的环境,即使没有自由的环境,写作也能变成创作,也有深刻的思想,那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他们这一代人而写,为下一代人而看,他们可以任由自己自由的心灵驰骋。但这样的思想家得靠运气,得靠那些能够传播其思想的运气,如果没有运气,他们的思想也会如流星划过,同时代的人看到了,后面的人只是通过前面看到关于流星的想象。至于流星是什么,那就谁也搞不清楚了。
大概谁也没有如苏格拉底般的运气,他遇到了柏拉图,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也就是苏格拉底,甚至在后人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恶俗不堪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同时代的一些人对他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拉底评价不同,苏格拉底之死,说是暴政也好,说当时的人不厚道也好,说苏格拉底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也好,毕竟苏格拉底不容于当时的时代。正是因为有了柏拉图,才有了《理想国》,才有了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正面形象。可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柏拉图,有几个有苏格拉底的运气呢?
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写作。出版自由无所谓,先让自己的心灵自由起来,放飞起来,如果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环境融为一体,其思想生于时代,与时代共享,又超越时代,为世代共享,那就是思想家的幸事,也是人类的幸事。如果没有自由的环境,他们因自由的心灵也会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够为世人所发现,也是人类的一个奇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品大都出自于自由的环境或在自由的环境中被挖掘、被发现、被诠释、被传播的。
自由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度环境,另一个方面是思想市场。一个良好的制度,才会出优秀而卓越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个制度无论以什么样的名称出现,都必须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对这些自由进行实质性的保障,写作就是玩官文,玩八股文,玩形式主义,玩华丽的辞藻。一个思想家的智慧就会在玩中迷失了自己,成为思想的奴隶,权力的玩偶。
思想家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自由的创造环境中激发出来的。思想市场不是思想家的特权,思想市场也不是让每一个人对思想家在其中供人顶礼膜拜。
在这个思想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是思想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有平等进入市场的准入证,每一个人也可以平等地退出,思想市场也是来去自由。每一个人都会在思想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会在思想市场中接受检验,接受选择,接受思想的竞争,那些在思想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是沙子,留下的就是金子,套用一句俗话说,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活在具体的时空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价值大都体现在具体的时空中,在时空中寻求永生,在时代中寻求永恒。
时代决定了人们写作的时效性,没有时效性的写作也就没有时代感,也就不可能在时效中寻求永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看看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时效性中获得了永恒。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就不会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果没有美国的民主,他也不会写出《论美国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平与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也就写不出《正义论》。
我们处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思想者的时代。互联网彻底打破了写作只为作家、学者、教授量身定制的写作特权,为所有人提供了写作的平等平台,任何人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宠儿。
没有人能够垄断写作,没有人能够垄断思想,没有人能够垄断创作。这是网络写作者的大狂欢时代,这是万马奔腾、思想井喷、百花齐放的时代。甚至一个140个字的小小微博,也会掀起滔天巨浪,也会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迷人景观。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写作本身、写作效果的好坏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让写作服从于自由的心灵,让写作服从于自己那颗善良的心。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在
差不多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过抛却这个想法,但在抛却的时候我也意识
到那是违背我自己真正天性的,而且迟早有一天,我会安顿下来写书的。
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可是往上往下都有着五岁的差距。在长到八
岁前,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我父亲。由于这个和其它的原因,我感到有些孤独。不久,
我就具备了一些不为人喜的怪癖,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
独小孩所具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同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我在文学上的
野心在开始之初是同被孤立和被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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