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送我到门厅里。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红色油漆，还雕了花鸟，工艺细致，带点乡村情趣，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训练得这样灵巧，瞧这番雕刻手艺。我趁他给我开门，把装着三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
我开着车，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证明他还有那份兴致，那份闲心，给日子添点亮色，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我想到四十年前，那个刘峰，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不停地做一堆无成就的琐屑事物，而做本身就是成就，日积月累，一大堆的无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
再一想，我醒悟到，他那么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她变，不愿意她老，不愿意她不好看；他不看她，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分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纱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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