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军校成为反共先锋，与中共党员李之龙发生格斗，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声名狼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1925年2、3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黄埔学生闻讯，人心颇为不安，右派势力乘机加紧活动。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谢持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大沙头医院，说是养病，却经常到黄埔军校游说。他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贺衷寒、曾扩情等人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还说共产党名为与国民党合作，实则是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旦得逞，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在谢持等国民党党员的煽动和拉拢下，贺衷寒迅速右转，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东征时的梅县集会上，还与共产党员李之龙发生了格斗。为了对抗共产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人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于4月间在梅县筹备成立了另一个军人组织——中山主义学会（后改称为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潘佑强为主要负责人。
1925年8月，广东国民党政府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贺衷寒被任为该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刘峙）。为了从舆论上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共产党，9月25日，贺衷寒等人主办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作为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借此极力反对三大政策，中伤共产党，攻击国民党左派。由于他积极反共、又能写会道，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党争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
1926年3月，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这是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作为自己工具的开始。贺衷寒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同年4、5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人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抵达苏联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贺衷寒此次赴苏与第一次苏俄考察，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在他看来，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员，遂以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制止，同时也未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他们又着手成立中山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分会。因为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的时候，有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他们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贺衷寒则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他们。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不得不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7年贺衷寒回国后，积极追随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他同邓文仪、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同年11月，贺衷寒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奉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从广州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办浙江军事训练班，主持训练事宜。1928年4月又转往南京训练。7月，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9年下半年，贺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研究军事、政治。1931年回国后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他在日本学习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纷纷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衷寒在日本期间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正值蒋介石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于是，他凭着从日本取来的“真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名列复兴社四大台柱之首，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运动浪潮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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