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惯用骂人的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11月间，他一连几次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等黄埔学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个题目，叫你去作文章。当贺衷寒等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是要他们成立秘密拥蒋组织时，蒋介石已迫于形势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滕杰、周复、康泽等5人为筹备代表。第二天又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搞成这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文件。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按“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由于贺衷寒是最初酝酿和筹备复兴社，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骨干，因而被称“十三太保”之一。又由于他是政训系统的头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论，因而在复兴社和黄埔系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贺衷寒自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从事军政训练和政治宣传工作，从1932年至1936年，又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军队党务处处长、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另外还有曾扩情、邓文仪、袁守谦、刘咏尧、蒋坚忍等人。他们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萧赞育居第二交椅。该派势力不小，连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是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一些留俄学生归国后，便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贺衷寒也参加了这一争夺的角逐。1933年下半年，留俄学生200多人发起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为名誉理事，贺衷寒、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王懋功、王陆一、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段诗园、梁干乔等30多人为理事。因为蒋介石也到过苏联，为壮大留俄同学会的声誉，推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又选举贺衷寒为理事长，段诗园为总干事。在成立大会之前，曾发生一番明争暗斗。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留俄学生有50多人，连同复兴社的共计100多人，他们自命为留俄同学会的主干，急欲得到理事长一席，以便控制这个组织。但是，非黄埔军校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留俄学生人数也不少。他们想以改组派的谷正纲或比较超然的王陆一任理事长。经过一番争斗，最后才决定以贺衷寒为理事长，以改组派的段诗园为总干事。总干事是负实际责任的，所以，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的控制。但贺衷寒并甘心，为扩大本系统的实力，他又有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对他们加以劝导和利诱。因此，许多留俄学生都被他们拉入了军队党务、政治系统。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前途》月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并在南昌主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演讲却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提供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都不像邓文仪那样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堆积，而是要咬文
喜欢八大特务头子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