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沉痛表情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反而为我辩护起来。“是的,你的话并没有错,不过毕竟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
我说:“你不必为我说话。任何错误,代价可能都很大,都叫人不舒服。”
他又想插嘴,但我不给他机会。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批评自己——我的感觉非常好。
“我不应该那么粗心,”我继续说,“你给我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照理我应该使你满意,因此我打算重新再来。”
“好了!好了!”他脸上有了笑意,“不用那么麻烦了。”他开始赞扬我的作品,告诉我他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又说一点小错不会花公司多少钱,毕竟,这只是小节——不值得担心。”
我再一次严厉地批评自己,使他怒气全消。结果他邀我共进午餐,分手之前他开给我一张支票,又交代我另一件工作。
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也可以得到某种满足感。因为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可以清除罪恶感和产生自我辩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保护自己,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是人的天性,但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都会获得别人的谅解,并给人以谦恭而高尚的印象。在香港卡耐基课程任教的麦克·庄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在某些时候应用某一项原则,可能比遵守一项古老的传统更为有益。他班上有一位中年同学,多年来他的儿子都不理他。原因是这位做父亲的以前是个鸦片鬼,但是现在已经戒掉了烟瘾。
根据中国传统,年长的人向晚辈承认错误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认为他们父子要和好,必须由他的儿子采取主动。在这个课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和班上同学谈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孙子,以及他是如何地渴望和他的儿子团聚。他的同学都是中国人,了解他的yù_wàng和古老传统之间的冲突。这位父亲觉得年轻人应该尊敬长者,他已经改掉了坏习惯,所以他的儿子应该向他低头。
但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这位通过学习长了见识的父亲却改变了看法。“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说,“戴尔·卡耐基说:‘如果你错了,你就应该马上并且明白地承认你的错误。’我现在去承认错误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是总能表明我的诚意。我错怪了我的儿子,他不来看我,以及把我赶出他生活之外,是完全正确的。我去请求年幼的人原谅我,固然使我很没面子,但是犯错的是我,我有责任承认错误。”
全班同学都为他的省悟鼓掌,并且完全支持他。在下一堂课中,他满面笑容地讲述了他怎样到他儿子家里,请求原谅,并且怎样开始和他的儿子、儿媳以及终于见到面的孙子建立起新的关系。
在美国历史上,对南北战争时的李将军有一笔极美好的记载,就是他把毕克德进攻葛底斯堡的失败全部归咎在自己身上。
毕克德的那次进攻,无疑是西方世界史上一场最显赫、最辉煌的战斗。毕克德本身就很辉煌。他长发披肩,并且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上一样,差不多每天都在战场上写情书。
在那悲剧性的7月午后,当他的军帽斜戴在右耳上方,轻盈地放马冲刺北军时,他那群效忠的部队不禁为他喝彩起来,跟随他向前冲刺。队伍密集,军旗翻飞,军刀闪耀,阵容威武、骁勇、壮大,连北军都为这支勇敢出色的队伍喝彩。
毕克德的队伍轻松地向前冲锋,穿过果园和玉米田,踏过草地,翻过山丘。同时,北军大炮一直没有停止向他们轰击。但他们继续挺进,毫不退缩。
忽然,北军步兵从隐伏的山脊后面冲了出来,对着毕克德那毫无防备的军队发起一阵又一阵射击。山间硝烟四起,惨烈犹如屠场,一排排的人犹如割倒的麦穗整齐地躺倒在地上。几分钟之内,毕克德麾下所有的旅长除一人之外,全体阵亡,5ooo士兵折损4000。毕克德统率其余部队拼死冲刺,奔上石墙,把军帽顶在指挥刀上挥舞,高喊:“弟兄们,宰了他们!”
他们做到了。他们跳过石墙,用枪把、刺刀拼死肉搏,最终把南军军旗竖立在墓地山脊北方军的阵地上。
军旗只在那儿飘扬了一会儿,但那短暂的一会儿,却是南军战功的辉煌记录。毕克德的冲锋——虽然光荣、勇敢,然而都是战争进入尾声的转折点。李将军失败了。他没办法突破北方,而他也明白这点。
南方失败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李将军震惊不已,异常沉痛的他将辞呈送交南方的戴维斯总统,请求改派“一个更年轻有为之士”来统率部队。假如李将军要把毕克德的进攻所造成的惨败归咎于任何人的话,他能够找出数十个借口:有些师长失职、骑兵到得太晚、不能接应步兵……总之,可以说这事不对,那事也错了。
但是李将军太高尚了,他不愿意责怪别人。当残兵从前线退回南方战线时,李将军亲自出迎,自我谴责起来。“这是我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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