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而不应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做到赏罚分明，则能事半功倍。
处世使用范例
创业难，守成更难
身为领导，建功立业，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够带领部下们共同成功。可见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任何基业都是以民意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权威来自于民，也用之于民。
唐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致使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纲纪肃正，生产发达，国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问题。
唐太宗问道：“你们认为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大臣房玄龄首先回答：“我以为创业伊始，困难重重，百事待举需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一个个地突破障碍，一个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基业，我以为创业难。”
魏征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而建功立业，但是，又有许多人在贪图安乐中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实，所以我认为，守成比创业难。”
唐太宗听了俩人的意见后，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戎马倥偬，转战沙场，经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创业之难也；而魏征辅助我治理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经常唯恐因富贵而产生骄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无穷祸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难。可见创业与守成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已进入议事日程，我希望诸位大臣能够与我戮力同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口服心服。
我们不得不钦佩太宗的政治头脑以及善于团结部下的艺术。他之所以下了这么一个极具辩证意味的结论，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国家的心声。其实在没争论“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之前，太宗已发现出了问题的端倪：有些大将，因创业已成而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开始脱离部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打起“小算盘”，潜心于经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苗头，故此，太宗提出该问题让大家讨论，希望以此提醒诸位部下切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切勿在和平环境中栽了筋斗。他的作法既未伤害武将们的自尊，又没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原则，可谓一箭双雕！
《贞观正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们应牢记“创业难，守成更难”。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兵家使用范例
曹咎因怒丢成皋
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将帅心理素质的较量。那些较轻浮、易焦躁、好恼怒的将帅，那些缺乏胆识、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畏敌如虎的将帅，往往最先败下阵来。那些稳重、冷静、清醒理智的将帅，那些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果断勇敢、胸怀大度、不屈不挠、顽强奋战、坚忍不拔的将帅，常常能驾驭全局，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能把握自己情绪的将帅，很难控制战争的局势，很难把握战争发展的趋势。于是，孙子告诫将帅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总结的是战争规律，避免由于将帅个人的怒与喜，决定战争的败与胜，国家的亡与存。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3年。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把留守成皋前线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止他东进就行了。”
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设有军需粮库，战略上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回来与你共同出击刘邦。切勿轻率出战。”可是，战势并非如项羽想的那样顺利，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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