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
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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