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
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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