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团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
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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