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
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一，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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