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mài_yín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入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
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
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
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
喜欢看见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