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自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qiáng_jiān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几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o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自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关键人物叫陈坤志，他被指证操纵土地拍卖。
“他有枪，指着人的头让人签协议。”有人说。这人自称被他拘禁过，人证物证都有。领导知道采访有危险，让我们把手机都换掉，用一次性的卡，说：“不采访他，节目能成立么？”
“基本的证据够了。”编导剑锋说。
“那不采也成，安全第一。”领导说。
其他采访结束，够用了，行李装上了车，飞机过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几个在宾馆坐着，面面相觑，都知道对方心里的话：“采不采陈坤志？”
不采节目也能成立，但是个新闻人，都放不下。
“那就电话采访吧，采完走。”剑锋说。
四点钟，我打了他电话，没有通，我和同事们对视了一下，松了口气，又有点失望。
再拨一遍吧。
嘟的一声响，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记者，采访土地拍卖的事情，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在打高尔夫。”他说。
“能见见你么？”我认为他肯定直接挂掉或者说没空，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赶路了，在机场还来得及吃碗米粉。
结果他说“来吧”。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采访时，他几乎是得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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