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
他说：“拍这个照片之前，专家组作过报告，说我们这儿是有华南虎的，所以总有人会拍到，不是周正龙就是李正龙、王正龙。”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陕西省林业厅曾组织专家对二〇〇六年牵头实施的《陕西华南虎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专家们认定镇坪县仍有华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资料为证，就能申报建立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好吧，那就采访专家组。
专家组的王廷正组长在西安，他七十多岁了，高校教授，说当时论证会就在西安召开，专家没有去镇坪当地调查，鉴定的依据是省华南虎调查队提供的疑似华南虎的脚印、虎爪印，以及当地群众的反映。寻找这些脚印和虎爪印时有三位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三人中有周正龙。他被通报表彰，奖了一千元，采访中他说过：“县领导来过我家，鼓励我如果将来能拍到华南虎照片，可以奖励我一百万。”
镇坪县领导曾经拿这些脚印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谢焱教授做过鉴定，我们电话采访谢教授，她说当时已经明确告知对方，都是一些灵长类、熊类的脚印：“我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经验，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王组长坚持这是老虎的脚印。
我在网上查询过他的学术背景，他专业研究啮齿类动物，搜索引擎查找他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豫西黄土高原农作区鼠类群落动态》、《棕色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我问：“您有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的论文？”
“我没写这个。”
“您有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作过专项研究？”
“没有。”
“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只能是，根据我搞动物分类学，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它应该是华南虎。”
我们还查询了其他几位参与论证会专家的专业背景，发现都没有大型兽类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刘教授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对。”
“听上去这些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省上没有研究这个的，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我问：“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由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老郝在边上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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