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
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睬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yù_wàng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
喜欢看见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