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yù_wàng。”
“我yù_wàng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yù_wàng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jīng_yè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yù_wàng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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