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yù_wàng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嗯。”
“也没加班费。”
“嗯。”
“坐车也不能报销。”
“嗯。”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76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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