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哇一声搂着我哭了，我只好尴尬地拍着她背。
唉，这辈子认识他们之前，我就没说过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现在才知道，搞了半天，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三个字。
她让我最难受的，不是发火，也不是哭，是这事儿过后，就一小会儿，她脸上还挂着哭相，眼睛肿着，天真地举着一只大芒果，趴在我床边一起看网上有趣的事儿，还自言自语：“你说这会儿心情怎么跟刚才特别不一样呢？”
我事后问她：“你干嘛这么脆弱啊？这只是工作嘛。”
她说：“因为我在意你啊。”
没人用这方式教育过我，我当时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某次采访一位老爷子，做实业十几年，挣了几百亿，捐出四十亿做公益。他崇拜曾国藩，要“求缺”。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说你经商很成功，那要你来经营新闻，能做成么。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说那负面新闻你怎么处理？
他摇摇头：“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这句话我早知道，但从他这儿说出来，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一会儿。
这位老爷子脾气直，采访谈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来把话筒拔掉。“可以了。”他说，“柴静，来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这老头儿肯定是要讲点什么给我听，比如像曾国藩一样指点下别人面相。
果然。
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就说他懂点看相：“你，反应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来了。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
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来当玩笑说给她俩听，结果老郝听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气得：“我有那么偏激么？”老郝安抚我：“倒没有……只是有点好胜。”我让她举例子，她说：“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太在意别人的片子。”
我想说我怎么不在意了？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我不太感受这个。
老范评片子时，永远赞美为先，处处维护，我有时觉得她太过玲珑。共事几年后，同事聚会，李季喝了点酒，握着她手，说了一句“原来以为你……”他顿了一下没说下去，接着说：“几年下来，你是真他妈纯洁。”
纯洁，哎。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我把这当成工作原则，但觉得生活里你别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话敲打我：“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他气得：“你觉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么啦？”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还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还说起这事，对老范说我坏话：“她这个人身上，一点母性都没有。”
老范立马为我辩护：“不是不是，她对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冲陈虻挤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对我说：“她比你强多了。”
我不当回事儿。
有次采访一个新疆卖羊肉串的小贩，跟他一块吃凉粉，他说当年一路被同乡驱赶，脚被拴在电风扇上绞断了，在贫困山区落下脚接来亲人。亲人却为独占地盘，对外造他杀人的谣言，我说：“不会吧？真的吗？”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我哑口无言。在电视素材里看见这段镜头，心想，这女同志，表情怎么那么多啊？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老范说的“脸色”。
唉。坐在电视机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上学早，小矮弱笨，没什么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墙背手看着。
课堂上老师把“爱屋及乌”读成“爱屋及鸟”，我愣乎乎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色一沉，说话难听一点，此后我就不再去他办公室。朋友间有话不当心，刺到痛处，就不再交往。十几岁出门读大学，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同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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