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他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
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后，小组里的人慢慢四散，调查性报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杨春去了埃及，小项天贺小鹏老陈强那时也都离开了“新闻调查”。我问过小项为什么走，他说：“没快感了。”他没有跟大家辞别，选在记者节那天走——“为了记着”。办公室我渐渐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后来办公室搬到一个黑洞洞的没日光的大杂间里，原先台阶上一年一标的箭头，被擦掉了。
老范也去了国外。
一年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是觉得她这性格肯定已经打入异国社交界，别拖她后腿，让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网上留了个言，说一直没跟我联系，是怕打扰我。认识这么多年了，两人还是这样，能把一步之遥走成万水千山……还好知道出发点，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为命，日日厮混。夜半编片子，有人给她送箱新鲜皮皮虾，她煮好给我送，我冲下楼去接，电梯快要停了，两个人撒腿就跑。在两人宽的小街上擦肩而过，到了对方楼下等不着人，手机都没带，找个公用电话打手机也没人接，四顾茫然往回走，一步一蹭走到人烟稠密的麻辣烫摊边，一抬头遇上，不知道为什么都傻乎乎的欢天喜地。
这路如果不拐弯，也不后退，走不了多久。老郝说：“这么走是条死路。”但她过了一会儿，说：“不这么走也死路一条。”
那就走吧。
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西，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六哥兴之所至，每年做几本好看的《读库》笔记本送朋友们，还问：“放在店里你们会买么？”
“会。”
“知道你们不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捏起小酒杯说，“但我喜欢，又行有余力，就做好了。”
过半年，他又问：“本子用了么？”
“没有，舍不得。”大都这么答。
他说了一句：“十六七岁，我们都在本子上抄格言、文章，现在都不当回事了。”
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困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年底，我在出差的车上，接到老郝电话，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儿。
她那边没出声。
电光石火间，我知道了：“你谈恋爱了……”
“切。”
“你谈恋爱了？”
“……”
“你谈恋爱了！”
“别喊！”
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确定的把握，她绝对不会说的，这就是说，她终于要幸福了。
六年里，我俩多少次走过破落的街道，在小店里试衣服，一起对着镜子发愁，挨个捏沿路小胖子们的脸，他们冲我们一笑，我们都快哭了。现在她终于要幸福了。
“天哪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死人，别喊啊，他们要听见了。”
我挂了电话，给老范发了个短信。她马上把电话打过来，尖叫：“我明天就要回来。”
挂了电话，车往前开，陈威坐在副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我笑了：“哟，柴记者，这些年还没见你哭过呢。”
“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说。
老郝结婚的大日子前夜，我俩还在成都采访孙伟铭醉驾案。
做完要赶当周播。
她问我：“结婚证能不能他一个人去领？”
“滚。”我说，“你明天一早回去，后面的我盯着。”
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机房，一直病着。我给她按按肩膀，又扯过她左手，端详她手指，玫瑰金。我啧啧啧，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编辑机上一边转着旋钮，反反复复找一个同期声准确的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新郎来送完吃的又走了。
我们工作了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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