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乱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白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回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
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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