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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