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白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
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苔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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