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
“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yù_wàng了。”
“你再也不用有yù_wàng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xìng_sāo_rǎo、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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