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xìng_sāo_rǎo，“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yù_wàng。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他再没多说，在播出单上签了字。
但是，同性恋这一期，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这期通不通过，不是改几个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说，就是一眼之下，播，还是不播。
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一直等到老范短信：“过了，一字未改。”
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送还他。
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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