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海峡两岸及香港新闻研讨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揭幕。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讨论中国大陆、港、台三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前景，促进三方传媒的了解，探求建立合作关系。
香港资深报人、前明报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查良镛发表了题为《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的专题演说，畅谈了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的经验。查良镛指出，海峡两岸和香港人口众多，所有的人互相访问是不可能的，但新闻工作者若在访问了其他两地后能忠实报道出来，广大读者读了之后，就会增加了解。此外，查良镛也述说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业：
我说“亲爱的同业”，在我心中，对于所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人，的的确确有一份诚挚的亲爱之心、亲爱之情。我于一九四六年在杭州参加《东南日报》做记者，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到今年三月底辞去明报董事会主席，脱离新闻工作，整整是四十七年。我觉得这一生过得相当多姿多彩，花样不少而快乐，那完全是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因为新闻工作就是多姿多彩，就是花样不少而快乐。各位知道我也写小说，然而对于我，写小说是附属于新闻工作的副业。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在香港《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是为了报纸的副刊需要而写，此后的小说则是为《明报》的需要而写。
我有时遐想，我将来临终之时会想到哪些人呢？除了自己的亲人和许多感情深厚的老师和同学之外，我一定会想到许许多多新闻界的好朋友，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以及在外国的。今天在这里的，包括台湾的楚崧秋先生，我们结交已近三十年，每次相见都有一份喜悦。
在香港新闻处、广播事务处担任处长的张敏仪小姐，是我家庭的好朋友。在大陆，前《东南日报》总编辑瑞安人汪远涵先生，已数十年没见了，但仍有书信往还。各地老一辈的、中年的、年轻的新闻界朋友，我常常记得他们，相信他们也会记得我。只可惜有些新闻界的好朋友已经去世了，想起时自然难过。
我们手里掌握着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想到凭着这件武器做了不少好事，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对自己觉得满意。
这些朋友性格不同，见解有异，政治信仰和立场更有极大差距，有些更完全相反，然而可以结成朋友，甚至好朋友，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大家对新闻工作有一份热爱。
许多人只要有一份共同兴趣，就可成为好朋友，喜欢下棋的可以成为棋友，喜欢喝酒的可以成为酒友。我们喜欢做报纸的，那就是报友了。一个共同点，如果是生命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可以在相互关系中超越其他一切差距和歧见。世界上之所以有忘年之交，之所以有异国朋友，之所以可以跨越敌我界限，之所以有一见如故，都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共同点。
新闻工作是一项令人十分兴奋的工作，我们每天处理不同的新闻，几乎每一分钟都要做出决定。新闻工作的物质报酬不会很多，工作十分辛苦，有时甚至危险，但我们大家乐此不疲，只因为这份工作一点也不刻板，时时刻刻都有新鲜的感觉。
更加重要的是，是有一份重大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会经常意识到，所报道的每一个新闻，所撰写和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第二天就会给几十万、几百万读者读到，会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对于事情的当事人，更加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我们手里掌握着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这件武器必须用来做好事，决不能做坏事。想到凭着这件武器做了不少好事，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对自己觉得满意。
新闻工作者并无特权，我们在法律范围中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别的人完全一样多。只不过我们有工具和武器。
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揭露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报道令人感到鼓舞、感到温暖的消息，令人得悉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变化，会帮助读者们获悉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能促进政治趋向清明、社会进步，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生活得更加美好。一份报纸、一个电台或电视台的力量有限，大家加在一起，力量就大得很了。
过去常说，新闻工作者是“无冕皇帝”，形容新闻工作者的威权。现在这个名词不大说了，因为大家知道，新闻工作者并无特权，我们在法律范围中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别的人完全一样多。只不过我们有工具和武器，别的人没有。如果我们把这项工具用于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那的确是很愉快的事。我们可能比真的皇帝更开心。英国和日本的君王不能发表政治意见，我们可以；他们不能去小摊子吃夜宵，我们可以；他们不能去卡拉ok唱歌，我们可以。我们的女同事去健身房运动，不必担心有同业来偷拍她们。有时我想，我死了之后，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么好呢？我说还是做新闻工作。
我们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
我们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当然，有些事实的真相并不能很快就知道，有时所知道的情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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