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派一边觉得金钱、现世的荣耀、伤痛、困苦和欢愉毫无价值，一边却在为人类的幸福竭尽所能，从未放弃过为社会义务尽责。他们眼中的神明貌似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圣洁的精神。
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为人类服务。对他们来说，服务于社会不是负担，因为这并不是无偿的，所有的报偿都在他们心里。他们唯一的幸福之源就是他们的哲学。能够提升他们幸福感的，只有他人的幸福。
第十一节闭门修道
宗教不能要求人们闭门修道[1252]，因为在人类的生命中，繁衍后代、吃穿住行、参与所有社会活动，是自然而然之事。
冥想是穆斯林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要做五次祷告，每次祷告都会竭尽所能遗忘世间种种，于是形成了习惯性的冥想。另外，他们从教义中知道命运无法改变，所以任何事都很难触动他们。
他们已经如此超然物外，若是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暴政或者与地权法相关的法律——加剧这种状态，那就没救了。
在祆教的治理下，一度克服了专制主义的各种弊端、兴旺发达的波斯帝国，如今在伊斯兰教手中已经土崩瓦解。
第十二节苦修
与苦修相连的应是勤勉、仁善和朴素的思想，而不应是懒惰、超凡和奢靡的思想。
第十三节无法救赎之罪
通过西塞罗曾引用的某位高僧的言论[1253]，我们知道罗马人曾犯下过无法救赎之罪[1254]。索西穆斯为讥讽君士坦丁并非真心皈依，曾高明地将此事融入故事之中，尤里安也曾在《诸王列传》一书中，以犀利的笔触嘲弄君士坦丁的皈依。
异教徒也有犯下无法救赎之罪的可能。因为异端约束的，只是人的手脚而非人的心灵；它禁止的，只是某些严重的罪责。不过，有一种宗教绝不会出现无法救赎之罪。因为这种宗教约束的是所有的yù_wàng，不管是面对行为，还是面对思想，它同样非常谨慎；它用来捆缚我们的，是不计其数纤细的绳索，而非几条铁链；它启用的不是人类的真理，而是另一种真理；它的目标是让我们不停地从后悔转变为爱，再从爱领悟忏悔；它没有让罪犯直面法官，而是在他们之间设立了一个中间人，至于遵守规条的人，它又在他们和中间人之间安排了一位崇高的审判者。可是，它在让所有人都看到希望、感到畏惧的同时，也清楚地告诉所有人，尽管所有罪责都能得到救赎，但生命是不可救赎的，不要一次次地用新的罪过和救赎来考验主的慈悲，因为那非常危险；对上帝的亏欠已经让我们忐忑万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在旧债尚未偿清的情况下，弄出更多的债务呢？为免最后慈父耐性耗尽，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第十四节宗教是如何改变俗世法律的
不管是宗教，还是俗世的法律，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将人塑造成良好的公民。当它们之中哪个目标发生偏移，另一个都要表现出更强硬的一面。任何地方，只要宗教无法发挥出足够的约束力，俗世的法律就应该提高约束力。
比如日本的主流宗教根本没有教义，不存在天堂和地狱的说法，所以法律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不仅制定得非常严苛，执行得也非常严格。
当宗教教义认为命运是行为的决定者时，法律就应该严惩罪行，未免那些不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无所顾忌，领导人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不过，当宗教以自由为教义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因为精神上的懈怠，所以伊斯兰教讲究宿命论，而这种宿命论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精神上的懈怠。有人说，我们不用做事，因为这是真主的意思。面对此种情况，法律就应该站出来，将那些在宗教中酣睡的人叫醒。
如果有一件事，宗教表示可以，但现世的法律却认为不可以，或者现世法律觉得可以，可宗教却认为应当予以谴责，这无疑表明融洽、正义的思想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永远停留在一边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比如，成吉思汗带领的鞑靼人[1255]，他们眼中的罪过，乃至重罪是将刀剑扔到火中，让身体和鞭子靠在一起，用缰绳抽打马匹，用一块骨头将另一块骨头打碎，而不是忘恩负义、烧杀抢掠。总之，当法律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来办，会引发一个恶果，即大事反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
台湾人虽然相信地狱[1256]，可是他们认为地狱惩处的是下面这种人：在某种季节没有tuō_guāng衣服的人、穿粗布衣物不穿丝绸的人、捡牡蛎的人、没有先向小鸟卜卦再去行动的人。因此，酗酒和欺辱女性对他们来说算不得罪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神明会因为孩子们的yín_luàn而心生喜悦。
法律最能推动人的发展，而对偶然事件的放纵会让它白白失去这种推动力。印度人相信恒河可以让人成圣[1257]，当人死在恒河岸边，他就不必去阴曹地府遭受刑罚，可以永远在极乐之地生活。所以印度人会找个僻静的地方，将死者的骨灰坛扔进恒河。只要死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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