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得到报偿的地方，那么人们一定也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受到惩罚的地方。如果期望得到报偿的人不怕受罚，那么现实世界的法律将失去效力。一个坚信自己能在阴间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根本不怕死，立法者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坚信，官员以最重的刑罚惩处自己的那天，就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法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
第十五节现实世界的法律有时会弥补虚假宗教的疏漏
脑袋空空或者迷信的人，因为景仰古代事物，有时会创造出一些不利于贞操的诡秘仪式或者献祭，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亚里士多德说[1258]，当法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支持家长去神庙参加祭拜活动，将他们的妻子、孩子换下来。这个法律不错，如此，就能抵御宗教侵害风俗了。
对于夜间的献祭活动，除非和年长的亲人一起，否则奥古斯都严禁任何年轻男女参加[1259]；他虽然重开牧神节，但过节时严禁年轻男女赤身狂奔[1260]。
第十六节宗教条令对政体弊端的修正
另一边，宗教可以在法律力量薄弱时，成为国家的支柱。
例如，某个一直在发生内战，以致局势动荡的国家，因为宗教的关系，却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稳定，那这个宗教就非常出色。作为阿波罗的祭司，希腊的埃里亚人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日本宗教将都城定义为圣城，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那里的和平，所以那里从未发生过暴乱[1261]。就算战争再凶猛，商业也不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日本一个，所以那里没有任何外来资源，他们也不需要。
有些国家的战事并不是公众讨论的结果，那里的法律完全无法节制或者预防战争，可是，面对此种情况，为保证国家能够继续存在，宗教可以设定和平期或者停战期，让人们将那些绝对不能遗漏的事做完，例如播种一类的事。
每年，阿拉伯部落有四个月的时间严禁一切争斗行为，人们认为在此期间发生的任何动乱都是对神灵的亵渎，就算再小也是一样。法国的领主们完全可以随意决定开战还是停战，但是某些季节绝对不能打仗，因为宗教对此有相关规定。
第十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当一个国家有大量仇恨的理由时，宗教应该提供大量讲和的理由。在劫掠之国阿拉伯，人们经常互相伤害，不公正地对待别人。于是穆罕默德规定[1262]：人们可以要求杀害兄弟的恶人支付赔偿和利息，然后原谅他；且一旦接受赔偿，将无权伤害该恶人，否则，当审判日降临，他将受到严酷的刑罚。
亲人的仇怨会被日耳曼人世代相传，但这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在接受了相应数量的牲畜之后，死者家属愿意忘记杀人的仇恨。对于这种情况，塔西佗说[1263]：“仇恨对于一个自由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我敢说，威信很高的神职人员在这些人面前一定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
此种调节体制在马来族并不存在[1264]，那里的杀人者会任由自己的暴虐发挥出来，伤害、杀戮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死在死者亲友手中。
第十八节宗教条令在俗世生活中起到的法律作用
希腊人原本只是一些小部落，他们四散飘零，在海上做海盗，在陆地上也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他们之中既没有管理者，也没有法律法规。想要知道这个新生民族那时是什么情况，只要看看赫剌克勒斯和忒修斯的英雄事迹就能了解。让人对杀戮心存畏惧，并不是宗教唯一的作用。他告诉大家，最开始，杀人者会因为死者的怨愤变得既焦虑又畏惧，然后，杀人者过去经常去的地方也会被夺走[1265]；人们如果不想沾染血迹，丧失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资格[1266]，就不要和犯人来往、交谈；应该将凶手放逐到城外，清洗他的罪过[1267]。
第十九节决定教义对世俗凡人有害与否，并不是它的真假，而是它是否被滥用
若不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再真实、崇高的教义，也会导致恐怖的恶果，相反，若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再虚伪的教义也能带来好的结果。
孔子的教义认为灵魂终将覆灭[1268]，芝诺学派认为灵魂并不存在。这两种论述的原则都是假的，可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却对社会极有好处，尽管这些结论也是错的。
佛教和道教承认灵魂不灭，可是它们的教义虽然崇高，得出的某些结论却让人心惊胆战。
灵魂不灭的言论被人歪曲之后，世界各地各个时代都有女性、奴隶、百姓和朋友为了能去阴间为自己敬仰、喜爱的人物效命，而选择了自杀。东印度的人这样，丹麦的人也是这样[1269]；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在日本、加锡，以及世界众多其他地区发生着。
不要以为灵魂永生的教义是此种习俗的直接根源，事实上，肉身覆灭重生的教义才是其主要根源。这种教义会让人认为，一个人生前死后的感情、诉求和渴望是一样的。以这个视角来看，灵魂永生的教义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容易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毕竟对普通人来说，相比于打造一个新的居所，换一个住所要容易得多。
确立教义只是宗教的部分工作内容，除此之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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