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早稻田的研究室去见他。
张老摘下眼镜，站起来跟她握手。他的握手的姿态特别恳挚，有点像日本人。
“你的学习成绩我看过了，很好。你写的《京西水稻调查》我读过，很好。我摘录了一部分。”
早稻田抽出几张卡片和沈沅写的调查报告的铅印本。报告上有几处用红铅笔划了道。
沈沅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很幼稚。”
“你很年轻，是个女同志。”
沈沅正捉摸着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
“搞农业科学研究，是寂寞的。要安于寂寞。——一个水稻良种培育成功，到真正确定它的种性，要几年？”
“正常的情况下，要八年。”
“八年。以后会缩短。作物一年只生长一次。不能性急。搞农业，不要想一鸣惊人。农业研究，有很大的连续性。路，是很长的。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欢呼。是的，很寂寞。但是乐在其中。”
张老的话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从此以后，她每天一早起来，就跟着早稻田到稻田去观察、记录。白天整理资料。晚上看书，或者翻译一点外文资料。
除了早稻田，她比较接近的人是俊哥儿李。
俊哥儿李她早就认识了。老李也是农大的，比沈沅早好几年。沈沅进校时，老李早就毕业走了。但是他的爱人留在农大搞研究，沈沅跟她很熟。她姓褚，沈沅叫她褚大姐。沈沅在褚大姐那里见过俊哥儿李好多次。
俊哥儿李是个谷子专家。他认识好几个县的种谷能手。谷子是低产作物。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想摘掉谷子的低产帽子。俊哥儿李经常下乡。这些种谷能手也常来找他。一来，就坐满了一屋子。看看俊哥儿李那样一个衣履整齐，衬衫的领口、袖口雪白，头发一丝不乱的人，坐在一些戴皮帽的、戴毡帽的、系着羊肚子手巾的和长着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农之间，彼此却是那样地自然，那样地亲热，是很有趣的。
这些种谷能手来的时候，沈沅就到俊哥儿李屋里去。听他们谈话，同时也帮着做做记录。
老李离不开他的谷子；褚大姐离开了农大的设备，她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因此，他们多年来一直过着两地生活。有时褚大姐带着孩子来这里住几天，沈沅一定去看她。
她和工人的关系很好。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女工们都愿意和她挤在一起。——这些女工不愿和别的女技术员接近，说她们“很酸”(1)。放羊的、锄豆埂的“半工子”(2)也常来找她，掰两根不结玉米的“甜杆”，拔一把叫作酸苗的草根来叫她尝尝。“甜杆”真甜。酸苗酸得像醋，吃得人眼睛、眉毛都皱在一起。下了工，从地里回来，工人的家属正在做饭，孩子缠着，绊手绊脚，她就把满脸鼻涕的娃娃抱过来，逗他玩半天。
她和那个赶单套车接她到所的老车倌王栓很谈得来。王栓没事时常上她屋里来，一聊半天。人们都奇怪：他俩有什么可聊的呢？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主要是王栓说，她听着。王栓聊他过去的生活，这个所的历史，聊他和工人对这个所的干部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早稻田”“俊哥儿李”“王咋呼”，包括她自己的外号“沈三元”，都是王栓告诉她的。沈沅听到“早稻田”“俊哥儿李”，哈哈大笑了半天。
王栓走了，沈沅屋里好长时间还留着他身上带来的马汗的酸味。她一点也不讨厌这种气味。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来了。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她不得不和他们接触的，还有一些人。一个是胡支书，一个是王作祜。胡支书是支部书记，王作祜是她们党小组的组长。
胡支书是个专职的支书。多少年来干部、工人，都称之为胡支书。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夏锄的时候，他高兴起来，会扛着大锄来锄两趟高粱；扬场的时候，扬几锨；下了西瓜、果子，他去过磅；春节包饺子，各人自己动手，他会系了个白围裙很热心地去分肉馅，分白面。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和一个和他关系很亲密的老工人、老伙伴，在树林子里砍土坷垃，你追我躲，嘴里还笑着，骂着：“我x你妈！”一玩半天，像两个孩子。他的本职工作，是给工人们开会讲话。他不读书，不看报，讲起话来没有准稿子。可以由国际形势讲到秋收要颗粒归仓，然后对一个爱披着衣服到处走的工人训斥半天：“这是什么样子！你给我把两个袖子捅上！”此人身材瘦削，嗓音奇高。他有个口头语：“如论无何”。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把“无论如何”说成“如论无何”，而且很爱说这句话。在他的高亢刺耳、语无伦次的讲话中，总要出现无数次“如论无何”。
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为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这一年里，经他的手，已经送了两个。一个因为打架，一个是查出了历史问题——参加过一贯道。这两个工人的家属还在所里劳动，拖着两个孩子。
他是个酒仙，顿顿饭离不开酒。这所里有一个酒厂。每天出酒之后，就看见他端着两壶新出淋的原汁烧酒，一手一壶，一壶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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