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支书的得力助手是王作祜。
王作祜有两件本事，一是打扑克，一是做文章。
他是个百分大王，所向无敌。他的屋里随时都摆着一张空桌、四把椅子。拉开抽屉就是扑克牌和记分用的白纸、铅笔。每天晚上都能凑一桌，烟茶自备，一直打到十一二点。
他是所里的笔杆子，人称“一秘”。年轻的科技人员的语文一般都不太通顺。他是在中学时就靠搞宣传、编板报起家的，笔下很快。因此，所里的总结、报告、介绍经验的稿子，多年由他起草。
他尤其擅长于写批判稿。不管给他一个什么题目，他从胡支书屋里抱了一堆报纸，东翻翻，西找找，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写出一篇文情并茂的批判发言。
所里有一个老木匠，说了一句怪话。有人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咳，挣一壶醋钱。”有人反映给支部，王作祜认为这是反党言论，建议开大会批判。王作祜作了长篇发言，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会开完了，老木匠回到宿舍，说：“王作祜咋呼点啥咧？”王咋呼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沈沅忽然被打成了右派。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整风的时候，在党内的会议上提了意见，批评了领导？
因为她提出所领导对科研人员不够关心，张老需要一个资料柜，就是不给，他的大量资料都堆在地下？
因为她提出对送去劳改的两个工人都处理过重，这样下去，是会使党脱离群众的？
因为她提出群众对胡支书从酒厂灌酒，公私不分，有反映？
因为她提出一个管农业的书记向所里要了一块韭菜皮(3)，铺在他的院子里，这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传开了很不好听，工人说：“这不真成了刮地皮了？”
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她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也得抓出一两个右派，才能完成“指标”。经过领导上研究，认为派她当右派合适。
主要的问题，据以定性的主要根据，是她的一篇日记。
这是一篇七年以前写的日记。
她的父亲半生漂泊在异国的海上，他一直想有一小片自己的土地。他把历年攒下的钱寄回国，托沈沅的舅舅买了一点田，还盖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子。他想晚年回家乡住几年，然后就埋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坟头，坟头立一块小小的石碑，让后人知道他曾经辛苦了一辈子。一九五一年土改。土改的工作队长是个南下的干部，对侨乡情况不太了解；又因为当地干部想征用他那座房子，把他划成了地主。沈沅那年还在读高中。她不相信他的被海风吹得脸色紫黑，五个脚趾一般齐的父亲是地主，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她的困惑与不满。
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在农大入党的时候，农大党组织为了核实她的家庭出身，曾经两次到她的家乡外调，认为她的父亲最多能划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她的成分没有问题，批准了她的入党要求。她对自己当时的困惑和不满也作了检查，认为是立场不稳，和党离心离德。
没想到……
这些天，有的干部和工人就觉得所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胡支书屋里坐了一屋子人在开会，屋门从里面倒插着。王作祜晚上不打牌了。他屋里的灯十二点以后还亮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脸上都异样的紧张而严肃。他们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一个早上，安静平和的农科所变了样。居于全所中心的种子仓库外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击退反党分子沈沅的猖狂进攻”，“不许沈沅污蔑党的领导”，“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自供状——沈沅日记摘抄”，“一定要把农科所的一面白旗拔掉”，“剥下沈沅清高纯洁的外衣”，“铲除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社会基础”。有文字，还有漫画。有一张漫画，画着一个少女向蒋，介石低头屈膝。这个少女竟然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裤衩！这是王作祜的手笔。
沈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她一早起来，要到稻田去。一看这么多大字报，她懵了。她硬着头皮把这些大字报看下去。她脸色煞白，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有两个女工迎面看见她，吓了一跳。她们小声说：“坏了！她要疯！”看到那张戴着乳罩穿三角裤衩的漫画，她眼前一黑，几乎栽倒。一只大手从后面扶住了她。她定了定神，听见一个声音：“真不像话！”那是王栓。她觉得干哕，恶心，头晕。她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宿舍。
她对于运动的突出的感觉是：莫名其妙。她也参加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是整到自己的头上，这还是第一次。她坐在会场里，听着、记着别人的批判发言，她始终觉得这不是真事，这是荒唐的，不可能的，她会忽然想起《格列佛游记》，想起大人国、小人国。
发言是各式各样的，大家分题作文。王作祜带着强烈的仇恨，用炸弹一样的语言和充满戏剧性的姿态大喊大叫。有一些发言把一些不相干的小事和一些本人平时没有觉察到的个人恩怨拉扯成了很长的一篇，而且都说成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屠格涅夫、列宾和她的白脸盆都受到牵连，连她的长相、走路的姿势都受到批判。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情况下，忍受着各种离奇而难堪的侮辱，沈沅的精神完全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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