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后，您有什么事儿要吩咐？”
李太后脸上的笑意一直不曾退去，这会儿她靠在太师椅上，惬意地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娘这些时一直为你弟弟潞王的婚事操心，脑袋都昏涨了。”
“母后不要过度劳累，潞王的婚期在明年二月，还有三个多月呢。要办什么事，尽让奴才们办去，您动动口就行。”
“有些事光动口不行，奴才们办不了。”
“什么事奴才们办不了？”
“譬如说珠宝的事，”李太后眼波一转，忽然气愤地说，“上个月你从供用库里批下二十万两银子来，为潞王的婚事置办头面首饰，按说，这笔钱也不算少了。记得万历六年你成亲时，花二十万两银子置办头面首饰，不但种类齐全，且样样都是好的，光祖母绿就买了八颗。现在倒好，祖母绿都涨到一万两银子一颗了，一支翡翠闹蛾儿，也要五百两银子，一顶凤冠只用一颗祖母绿，镶上几十颗宝石，再配上该用的金饰件，竟要四万两银子。若是置办你当年一样的头面，那时花二十万两银子，现在四十万两也打不住。开头，咱还以为是办事的奴才从中做手脚、吃猫腻，便换人再办，谁知报的价儿大致差不多。前后一共换了三茬人当采办，都回来瘪着嘴叫苦。咱这才相信，如今的珠宝价格居高不下。咱实在不明白，才短短几年时间，怎么世道变得这么快，豆腐都卖成肉价了。”
李太后数数落落说了一大堆，朱翊钧知道母后的意思就是要他批旨增加潞王大婚的头面首饰费。这并非难事，现在国库充裕，加之无人掣肘，花多少钱都没人敢干涉。但朱翊钧早学会了就锅下面的控驭之方，本是“小事一桩”，他却要借机做大文章，心里头估摸半天，他才开口说道：
“母后，这两年珠宝腾贵，实有原因。”
“什么原因？”李太后瞪大了眼睛问。
“是因为张居正与冯保两人把珠宝的价格哄抬起来的。”
“你说什么？”李太后身子一挺。
朱翊钧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李太后怔怔地望着儿子，仿佛不认识似的，半晌才喃喃地问：
“钧儿，你怎么这样说话？”
朱翊钧反正已横了心，撕破脸今儿个也得把话说明白，便犟着脖子说：
“母后，您一直不曾问咱，怎么这长时间，没见着大伴冯保了。”
“是啊，咱是想问，只是来不及。”
“咱免了他的司礼监掌印职务。”
朱翊钧故意说得平淡，但李太后从他眼中发现了过去从未见到过的腾腾杀气，她心里猛地一震，既有几分惊恐又有几分愠怒地问道：
“何时免掉的？”
“就在重阳节之后。”
“已经一个多月了？”
“是的。”
“为何现在才告诉我？”
“咱并不想隐瞒，只是想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以后再向母亲禀告。”
“什么事？”
“冯保贪墨的种种劣迹。”
“啊！”李太后本能地尖叫一声，旋即想到重阳节那天冯保来慈宁宫向她言及张鲸偷偷托人去云南买回缅铃的事。本说要儿子撤办张鲸，谁知到头来赶走的却是冯保。李太后锁着眉头思忖一番，恼下脸来问：“你是不是听了张鲸的唆使，才做下这等糊涂事？”
朱翊钧早在一旁把母后的心思猜透，不慌不忙答道：“母后，冯保那次对您所说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他故意捏造缅铃一事，目的是陷害张鲸。”
李太后一声冷笑，言道：“冯公公主持司礼监，把个大内管理得井井有条，底下的珰宦火者，个个都信服他，你说他陷害张鲸，鬼都不信。”
朱翊钧回答：“儿也从没有怀疑过大伴，但这次他陷害张鲸，却是铁证如山。”
“你怎么知道？”
“儿谨遵上古圣贤之训‘偏听则信，兼听则明’。就在母后重阳节那天来乾清宫要儿处分张鲸之后，儿就命人立即调查此事，这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原来是张鲸握有冯保收受巨额贿赂的证据，大伴怕他讲出来于己不利，故先下手为强。他知道母后这一辈子最痛恨的事，莫过于男女间的yín_luàn之事。因此投其所好，编造出张鲸暗地托人给我买缅铃的事，其目的是激起母后的震怒，然后借母后之手，把张鲸逐出大内。大伴用计之深，用心之毒，实在令我震惊。”
李太后不敢相信儿子的话，追问道：“张鲸掌握了冯公公什么证据？”
“母后还记得潘晟的事吗？”朱翊钧问。
“潘晟？”李太后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临死前推荐的阁臣吗？后来有人告状，说他是贪墨之人，在士林中影响很坏，你又将他免了。”
“正是这个人。”朱翊钧回道，“张居正病重期间，他就派管家来北京活动，想要入阁。他那管家叫潘一鹤，与冯保的管家徐爵勾搭上了。通过徐爵，他一次送给冯保白银三万两，古琴三张。”
“送这么多银子？”李太后倒吸一口冷气。
“是呀，”朱翊钧闪了母后一眼，接着说，“冯保得了贿银，便到处替潘晟讲好话。此事没有办成，他听说弹劾潘晟的监察御史是张四维的门生，又怒气冲冲跑到内阁把张四维痛责一番。母后，您想想，一个堂堂内阁首辅，竟然受到一个太监的羞辱，这样下去，朝廷还有什么颜面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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