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是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1952年聂鲁达与诗人萧三在布拉格
诗人艾青陪同聂鲁达访问重庆（左二为聂鲁达，左三为聂鲁达夫人，右一为艾青，右四为巴西作家亚马多，右二为亚马多夫人）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蝈蝈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了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作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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