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chù_nǚ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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