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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