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印第安人》。他大声疾呼：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加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加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根”。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出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头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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