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感觉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马蒂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宫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他悲愤地揭露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进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马蒂尔德非常紧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口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乱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宫，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子周围，枪口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子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器。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种危险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口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在他的家里，能找到的只有诗歌。而他的诗歌，对于敌人，就是最危险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从圣地亚哥传来。诗人的朋友、熟人们，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被逮捕，还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这就像钢刀刺在心上，诗人痛苦而忧伤，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日，一辆救护车接聂鲁达去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车被士兵两次截住搜查。诗人眼里饱含着泪水，这是马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流泪。他请求：“巴多哈，帮我擦一下脸。”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智利而哭泣：灾难，巨大的灾难落在智利人民头上。
聂鲁达住进圣玛丽亚医院。朋友们来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坚持要接诗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派了一架飞机供他专用。马蒂尔德劝巴勃罗离开，但诗人对这话连听都不要听：“我绝不离开智利，我要在这儿承受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岗位就在这儿。”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们又来了，他们力图说服诗人离开智利。他们劝了很久，陈述了各种理由。特别提到他的病在这儿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还有他没有最后完成的回忆录……最后，聂鲁达终于同意了。但他只带少量必需品，因为不管怎样，他要尽快回来。但是，当马蒂尔德从黑岛取了一些必需品赶回医院时，诗人又变卦了。他刚和一些朋友谈过话，马蒂尔德竭力瞒着不让他知道的许多野蛮暴行，残酷屠杀……他都知道了：“他们在杀人，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停尸所堆满死人。维克多尔·哈拉维克多尔·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军事政变一开始就被残酷杀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几段而死……”他痛苦，他震惊，他忧伤，他愤怒，但他却无能为力。最后，他温柔但却是坚决地对马蒂尔德说：不，他不离开智利，他希望这也是她的决定。他热爱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他的人民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不能逃跑，他要亲眼看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马蒂尔德说：“好吧，我们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诉墨西哥大使，谢绝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听了这话，聂鲁达才平静下来。
夜里，诗人睡得很不安稳。在梦中他喊了几次：“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听着直升机在轰鸣，警车在呼啸，还有枪声……他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他一再说：“我不走，我应该留在这儿……”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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