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曾毅从办公室调去了文化局，解决了级别问题但远离了权力中心，在一次次虚张声势的会议的核心地带或者边缘区域坐着，坐等退休。他非常满足这个状态，开始练起书法。我跟他见面也少了，有一次偶然在一个饭局上遇到，我们以成年人的方式，虚伪地感慨起人生多变。我说：“曾局长，我们共事了七八年，部门太大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走得太近，后来陈尚龙出现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共同认识的老熟人，想不到你又高升了。”曾毅说：“没办法呀，组织这样安排，我再不喜欢也要去呀。不过我走了，你们几个骨干都有机会了，你们要好好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们都没有谈陈尚龙，都不想，也没有谈更多各自的打算。我突然间觉得，和互相之间毫无用处的人打哈哈，说天气，这种流行在祖国大地上常见的方式，不是虚伪，而是真实，是凶狠和残忍。
就这样，我和陈尚龙接触少了，几乎没有接触，和曾毅接触少了，也几乎没有接触。至于他们之间如何，我不清楚，想必也少了。
我从父母以及其他很多人那里都听到关于陈尚龙的消息。他最有钱的时候我是知道的，随后，我就听说他如何一点点糟蹋完所有的钱，进而背负了巨额外债。在父母和乡亲们看来，陈尚龙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时花销太大，这一点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得到证实，在乡下黑压压的棉衣布料群中，他总是穿着白衬衫，冬天则是闪亮的皮衣，除了穿，还有没完没了的请客，人家回请，也总是变成他继续请。二是他借钱太随意，很多人把他吹捧上天之后，三言两语就能借走三五万，或者更多。这些钱大概是要不回来了，借钱最多的那几个人，连人带钱都已经不见了。三是他的生意全部以失败告终，或者正在无可挽回地失败。
我对此不再关心。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生贫穷，有人稳扎稳打，有人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些都是对的，那么像陈尚龙这样“一泻千里”，也属正常。何况这都是他得意忘形导致的。我只是打电话跟父亲说：“如果陈尚龙找你借钱，千万不要借，除非你不打算要了。”父亲说：“废话，怎么会不打算要钱了，我不会借给他的。”我说：“不一定啊，哪天你觉得自己有点儿钱不愁用了，说不定就给他一两千块救急，这也是完全可以的，或者他们家有什么过生日之类的大事，你份子钱多出一点儿。”
父亲嘿嘿一笑，没说什么。他大概是在讽刺我以前常常去陈尚龙家喝酒，现在人家遇到麻烦了，我觉得愧疚。但我没什么愧疚的。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日子正常往前推进。关于过去和未来都没有什么值得心花怒放的，不过随着气温的逐步抬升，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不少。一天晚上，到了下班时间，我在犹豫是直接回家，还是去对面的画廊一条街逛逛，跟几个小老板喝几杯茶时，很久不联系的曾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饭。
我说：“曾局长，我约好了几个同学一起吃饭。”
曾毅说：“小牛，不要跟我胡说，你一张口我就知道这是现编的。何况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来，陈尚龙来了，要找我谈事情，你不在场有些话我不好说。”
我说：“我在场有些话不好说吧！”
“你在场，我有个见证，一些话我就能说了。他太不像话，逼着我要钱。”
我愣住了，这件事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和对事情本身的兴趣，我赶过去了。晚饭地点在一家豪华酒店，曾毅要了一个包间，我进去时只有曾毅、曾鹏两个人。我问：“陈尚龙呢？”
“说是打不到车，还在等。”
“他自己不开车？”
“车子卖了。他现在能卖的都卖了。”曾毅带着愤怒说着，听不到一丝怜悯。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是这种情绪，作为领导，不是一定要对百姓的疾苦表示出虚伪的同情吗？
“等他过来再说吧。”曾毅命令。那么，我们就聊一些单位的事情，其间我和曾鹏说几句话。几年不见，他突然长大了，身高至少一米七，而且粗壮，脸色通红，隐约可以看到激素在体内急速奔走。我问了几句关于考试升学和补课的事，他简单扼要地回答，努力掩饰对成年人的厌恶。
陈尚龙终于出现了，笔直地站在门口。他穿一件暗红色的羽绒外套，毫无必要地全部敞开着，露出雪白的衬衫，真的是白衣如雪，下身是一件闪亮的西裤，皮鞋是红色的，时尚，刺眼，嚣张，风骚。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颓丧和焦虑，脸上挂着微笑，嘴角的笑意最浓，从一撮小胡子后面冲出来。多年来，他一直把这撮小胡子作为他的心爱之物加以打理。和青春期男生嘴上的杂毛不一样，他的小胡子，就是隶书那大而粗的“一”。陈尚龙好像跺了跺脚，让皮鞋发出声响，然后走过来跟曾毅握手，“曾局长”“曾局长”喊个不停，又冲我笑笑，没有握手，看来他还当我是亲戚，或者，觉得我在他的事业版图中毫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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