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的读书风气是很浓厚的,这一点远近闻名。在当时很多大家族尚未意识到用人们的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时,张家便刮起了一阵“全员学习”的风潮,从主人自己开始,到膝下的儿女,再到周边的亲友、奴仆,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这场文化学习中。母亲陆英鼓励所有保姆都跟着认字读书,而且方法还很独特。
张家自制了文字小块,上面是一些常用字,每天早上保姆们给陆英梳头的时候就可以借着摆在梳妆台上的文字方块学认字,头梳完了字也认完了。
姐妹们的保姆们会相互比试,看谁学得好,孩子们都当起了小先生,暗自给自己的保姆开小灶。如此风气成效是可见的,保姆们素日里除了聊聊家务事、干干自己分内的活以外,还会三五成群地聊下诗书、写写字,虽然不求甚解,但也的确有人受益于此,更厉害的竟可以自己写家书了。所谓“有教无类”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父亲张冀牗嗜书如命的个性在家中更是人尽皆知。大姐元和对于父亲爱书的故事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她说,当年在上海时,父亲最喜欢到四马路去买书,而且买书不是一家买完便罢休,是沿着马路边的书店一家一家买下去。第一家看完的书有时会丢在第二家书店,第二家书店的书看着看着便走到了第三家书店,所以,每次出门买书,父亲的后面都跟着几个男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把书扛回来,而是跟着父亲一家一家地捡书。
那时的官宦人家大都知道书是个好东西,也极力要求子孙多读书、读好书,日后能光耀门楣,然而饱暖思淫欲,大多数缙绅富户的小辈们会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缺乏节制,甚至沾染上不良的习气。张先生则不然,虽然他出身名门,“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家中最大的便利和优越条件便是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能像张先生这样始终行君子之道,并且“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张家殷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为张冀牖收藏图书带来了可能。书商们尤其是苏州的书商几乎都与张家打过交道,每逢新书一到,书商们就捆起来送至张府。张冀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书商们十分看中这位“财神爷”的品位,每次张先生行至书店,他们都会全程陪着。
除了书籍,张冀牖对报刊也爱不释手,比如《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等,他都收集起来读了不少。因为藏书甚多,故而家里留存了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对现代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各类名著还是一般的文艺作品,张冀牖都买进收藏。当“五四”以后那些宣扬新思想的书籍,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其他新流派的著述尚被人观望浏览时,张冀牖已经把它们一本不落地收入囊中,并将它们视为精神上最富有营养的作品。
如此藏书在苏州城里声名远播,一时成了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藏书家。家里的书一多,如何放置便成了问题。张冀牖命人做了许多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专门放置在两间很大的房间里,书架被书填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而这也在无形中成了孩子们,尤其是四姐妹陶冶情趣、获得滋养的智慧海洋。
张家对孩子们读书从来不做限制,任何古书、新书一概任其翻阅。当白胡子的老儒振振有词地强调礼教时,张家的姑娘们却早已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当别人家的小公子们开始在家仆的簇拥下进私塾读起四书五经的时候,张家年幼的小姐们却已经在古文先生的熏陶下开始吟诗作对了。
张家的书房一共有四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冬夏两季各换一次,被孩子们称为“冬宫”“夏宫”,有趣得很。
父母很重视孩子们古文底子的培养,除了文字上孩子们受教颇丰,另外一个培养出她们风雅绝尘气质的源泉,便是旷世绝伦、如梦如幻的昆曲艺术。娉娉婷婷四百多年的文化,至情至性、摄人心魄的唱腔,精调细刻、美颜动人的扮相……昆曲已从最初的表演升华为音律的艺术。
张家四姐妹从小便跟着父母听戏,这一听就听了七八十年。虽然她们最初仅仅是出于好玩、有趣的目的而加入其中,但慢慢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之前熟悉到能背诵的文字竟然可以唱出来。
张冀牖本人就很喜欢昆曲,年轻时还专门对曲谱进行了一番研究;陆英也很中意,所以孩子们自小便接触到这门艺术。在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时,一家人经常去听戏的地方是苏州养由巷的全浙会馆。张家还专门请了老师在书房里教授四姐妹识谱认曲。这其中大姐元和学得最认真,后来还拜了名师习身段、学唱腔,深得名家的传授。
后来四姐妹都深深爱上了这门艺术,她们经常兴致勃勃地扮演各种角色,青蛇、柳梦梅、春香……其中两个还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伶顾传玠结为伉俪,与此同时,事业和人生也皆因昆曲而起;小妹张充和随丈夫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的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和昆曲,是宣传昆曲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这些古文、昆曲给张家四姐妹的生命烙下了风雅的印记,这些风雅成了她们崇尚向往的精神境界,成了她们一生的陪伴,无论她们长大成人,还是成家立业,甚至于后来各奔东西,这些早已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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