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
喜欢大家家风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