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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