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岁月峥嵘，从晦暗动荡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国，再至百业待兴的新时期，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这个家族依旧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上，它历尽时光洗礼，走过血色硝火，趟过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经得起荣华。当晨曦再度降临，当旧事散入晨风，后人仍不敢忘却，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铮铮告诫。
1914年，为避战乱，迁居青岛已有两年的周家，再度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于天津津门，这位一生报国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谆谆叮嘱病床前的子孙：“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荡荡，上可对日月，下可对尘土，其子其孙，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陆游曾寄语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放翁没有看到王师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后，他的家族依旧兰桂齐芳，满庭葳蕤；依旧根深叶茂，同气连枝；依旧劳心家国，兼济天下。对于这样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负的旧式文士而言，大约足以长笑慰怀。
植根于时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学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着父辈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笔下，周学熙估计是里的扫地僧，仿若平平无奇，甫一出手，黄风落叶，剑气摧花，横扫一片不在话下。其实这位“扫地僧”幼年过得不算好，母亲因疾未能亲自哺育他，以致小时候的周学熙身体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周学熙也十分上进好学，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举，入仕途。他读书很不赖，尤其是数学、地理两门，格外出众，可见他虽然身骨偏弱，却思维灵巧，心思活络。1895年，周学熙如愿考中举人，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没有脱颖而出，一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思索再三，他决意放弃科举，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
正是这个决定，忽然之间，如星辰并轨，如沧海逆流，改变了他的整个宿命，也改变了周家的命运。在周学熙之前，周家是传统的官宦之家，如无意外，后人都将沿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读书、考试、中举、出仕、提携族人、扩大影响、培养下一代，纵使转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学问；而周学熙，给了这个家族另一个可能性，仿佛是感受到了时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唤，周家自此由政从商，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过渡。
而这个过渡，毫无疑问，归功于周学熙。
1903年，周学熙出使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日益强盛，不外乎致力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件事。而“制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实业。归国后，他被提拔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这为他“实业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极大方便。1906年，周学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开业，他就大刀阔斧地革新机器，提高生产率，将原本每年只能生产18万桶水泥的产量，跃增到每年24万桶。四年之后，他从丹麦等国购置了新一批机器，再次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规模已经扩大了两倍，每年能够出产83万桶水泥，并随之成立了配套的机械厂。
随着不断的收购和强化，当时市面上的水泥几乎被启新垄断，后来日本水泥进入市场，给许多民营水泥厂带来了灭顶之灾，启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启新根基深，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没伤及元气，依旧屹立不倒。
启新的成功，与周学熙的战略目光和超前意识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一战爆发不久后，华南地区的纺织业不断兴起，而当时华北地区纺织业还是大片空白，他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寻求合作力量，选址、建厂、招工，不久之后，天津华新纺织厂成立。最初采取“包工缴办”法，即每件纱规定工缴费用。当时，在棉贱纱贵的情况下，华新开厂以来，很快实现丰厚盈利。仅是1919年一年，就获利高达140万元，而华新总资本不过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四年间华新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周学熙的下一个计划，是在青岛开设华新二厂，筹办期间内青岛还没什么纱厂，因为机器被耽搁的关系，没料到就在一年半载内，青岛的纱厂大大小小，遍地开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内外棉纱厂，得天独厚，成为青岛第一个棉纱厂。紧接着，四方的大康、隆兴两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三纱厂相继开设。当时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学熙建议，另行选址，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周学熙决意迎难而上，这种近乎“不要命”的勇气，来源于他骨子里的不服输，也来源于他身后那个团结温暖的家族。这勇气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铠甲，血肉里长出羽翼。等到青岛的华新二厂正式成立，青岛所有的棉纱厂都是日资的，周学熙不惧这合围之势，不断革新生产技术，虽然当时还没人说出“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周学熙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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