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周一良曾讲授日本史。1949年后，他在北大任教，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人才。他于这个领域的著述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并主编了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20世纪50-60年代，周一良撰写多篇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的文章，对中国发展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作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颇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多次出国，去非洲、欧洲、美洲等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周一良先生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季羡林先生生前忆及周一良，曾经的北大校长如此评价：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有所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周一良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家学影响，周家先人里曾有一位佛学研究大家，说来也当得起一句“家学渊源”。
同周一良仅仅相差两岁的周炜良，虽然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却不论从地域还是研究方向上，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路。他们正如同出一脉却各自前行的河流，在碧原山川前默然道别，从此一去千里，追寻各自的繁花、星空、密林和歌谣，或许终有一日，他们会在宽容深厚的蓝海里再度重逢，一笑，拥抱，殊途同归。
周炜良亦是周家长房一支，与周一良是堂兄弟，其父周达，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集邮家，被称为“邮票大王”。1924年，周炜良赴美留学，补习了几年后，考入肯塔基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如无意外，归国之后的周炜良该是在政府任职，命运的转折却在1931年悄然降临。那一年，一位中国数学家劝周炜良去普林斯顿或是德国的格丁根大学（当时的数学中心）研究数学，其实此时周炜良已经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数学家，对数学的喜欢并非没有想过，而是一直被忽略了，直至有人一语惊醒梦中人。
1932年10月，周炜良去了格丁根。希特勒上台后，格丁根衰落了。周炜良转到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研究代数几何，两年后周炜良因故滞留汉堡大学，随数学家e．阿丁听课，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莱比锡，在范·德·瓦尔登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带着他的德国妻子返回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教数学。他的妻子原本出身富裕，因为战争的爆发，家产化为乌有，周炜良不得不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包括抚养两个孩子以及赡养岳父岳母。若是二十年前的周家，这些不过是小事，只是战争也摧毁了周炜良父亲的财富，周炜良只好自力更生，为此，他离开了数学领域。直至抗战胜利，在友人的劝说下，他携家人重返美国。
1947年，周炜良到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正式开始他的数学生涯，他首先撰文阐明，e．嘉当意义下的对称齐次空间可以表示为代数簇，因而能用代数几何的框架研究其几何学性质。1947—1948年间，法国数学家c．谢瓦莱访学普林斯顿，对周炜良的这篇论文做了很长的评论性摘要，发表于美国的《数学评论》。谢瓦莱曾邀请周炜良证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数曲线，在一个代数系统中的亏数，不会大于该系统中一般曲线的亏数”。面对质疑，周炜良使用纯代数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尔登-周炜良形式。这惊艳了整个数学界，学界皆知，有一位华裔数学家，名叫周炜良。
紧接着，1949年，周炜良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紧复解析簇》，这一反映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被称为周炜良定理，在代数几何学著作中有显著地位，在后来的许多论文里，也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可谓是数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周一良和周炜良，是周氏家族第四代中郎绝独艳的双生花，在人才辈出的周氏家族里，他们璀璨，但也同其他族人星辉相映，一同谱写了一曲灿烂的家族传奇。周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但若没有其好学的家风，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想必这一曲亦是断续不成章——传奇之所以为传奇，正是因为谁都没有忘却祖训，谁都没有遗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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