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成功，自然脱不开诗书传家的家风，也脱不开父亲周叔弢开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周一良自己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之人，他兄弟五个，其他都有妾侍，唯独他洁身自好，对于子女的教养，亦是十分严格，同时思想非常开明，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学熙走实业这条路的，家大业大，但他从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任凭他们追寻自己的人生，十个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员，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周一良曾笑谈，他在自己家里，连股票都没有见过。可见，周叔弢诚然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视孩子们国学的教育，他没有盲目追随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学校念书，而是遵循旧制让他们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先学《孝经》《论语》《四书》；接着念《左传》《礼记》《史记》《韩非子》等古典经典，在这样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国学底子都格外扎实。在结束私塾教育后，孩子们才去念中学或高中，当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学才正式外出求学，因此刚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不过，后来周一良成为了历史学家，很是感谢少年时打下的厚实古典文学基础。
兼容并包，学贯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子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子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部分是孩子们学习所需的必读物，还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们能涉猎的知识。对于父亲的推荐，孩子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处。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种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子们最常流连的场所。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色的。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书香、文字、诗歌、阳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子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种无声的熏陶，已经深深地埋藏进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开两支 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此语出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子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子》，暮年时周馥尚能吟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身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亲自选定书单，交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子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身，却仍旧惦念着孩子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子们外出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
如此家风，如何能不花开葳蕤，如何能不培养出兰芝秀树。周家后人中成名者众，最鼎盛的仍数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炜良，两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并蒂双星，清辉悠远，令人神往。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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