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尔尼，我对他还是挺有帮助的，不像我起先担心的那么糟。比起替自己办事来，我胆子大得多，说话也更流利。这里的事没有在弗里堡时那么简单。必须同邦首脑们进行不断地长谈，而且审查起他的证件来也是慢腾腾的。最后，一切手续全办妥了，他才被允许拜谒元老院。我作为翻译同他一起进了元老院，而且有人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人意料，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同元老们分别长谈之后，还必须当众说一番，仿佛先前什么都没谈起似的。可想而知，我多么窘迫啊！对于一个非常腼腆的人来说，不仅要当众发表谈话，而且是面对伯尔尼的元老们，又是即兴发言，事前没有一分钟的准备，这真够要我的命的。但我并没被吓住。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希腊主教的使命。我赞扬了一番对他前来募捐有所贡献的王公们的善行义举。为了激起元老们的劲头，我以激将的口吻说，我对他们没少抱希望，因为他们一向乐善好施。然后，我竭力证明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不论他是哪个教派，这都同样是一件善事。我最后还说，上苍将会赐福于愿意参与这一义举的人。我不敢说我的演讲产生了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话受到了赞赏，所以从元老院出来，希腊主教获得了一笔像样的捐赠，而且，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赏识，把赞扬我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件快事，但我没敢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他听。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说话，还是当着权贵们，而且也是我平生头一次说得这么大胆，这么好。同样一个人，才能竟有如此大的差别！三年前，我去伊弗东看我的老友罗甘先生时，我曾接见过一个代表团，因为我向该市图书馆赠过一些书，该代表团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瑞士人善于夸夸其谈，他们对我大大地感谢了一番。我不得不致答词，但我窘迫不已，不知说什么是好，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不出词儿来，出尽了洋相。我尽管生性腼腆，但年轻时有时候也挺胆大的，年纪大了反倒不行。我越是见多识广，越是不能适应世事。
我们离开伯尔尼，去了索勒尔，因为主教打算再走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回国。这就绕大圈子了，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进多出少，所以他不怕绕远。至于我，我是骑马或步行几乎都喜欢，如果能如此这般地漫游一生一世，我真求之不得。但命中注定，我走不了那么远。
到达索勒尔，我们做的头一桩事，就是去拜会法国大使。对于我的主教来说，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是博纳克侯爵，曾任驻土耳其苏丹宫廷的大使，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大概都一清二楚。主教拜会了一刻钟，我没被允许进去，因为大使先生听得懂法兰克语，而且意大利语说得起码同我一样好。当我的那位希腊人出来时，我正想跟上去，但被拦住了：该我去拜会大使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该像巴黎人一样的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是何许人也，要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要求与他单独谈，他同意了。大使先生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随即关好门。我立即跪倒在他的面前，说出了实话。即使我没许诺，我也不会少说的。因为我一直盼着随时能把满腹心事倒出来，而且，我已经向乐手吕托尔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就用不着再向博纳克侯爵藏藏掖掖的了。他对我的简短经历以及我叙述时所流露出的激动心情很满意，便抓住我的手，走进大使夫人屋里，把我介绍给她，并向她简略地谈了谈我的经历。博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并说不能让我同那个希腊教士走，因此，决定让我留在使馆，等着看看如何安置我。我本想去向我那可怜的希腊主教告别，因为我对他已经产生了好感，但没得到准许。他们派人去通知他我被留下了。一刻钟过后，我看见我的小行李送来了。大使馆秘书拉马蒂尼埃先生看来是负责照管我的。他把我领到我住的房间时说：“这间房间，在迪吕克伯爵时期，是一个与您同姓的名人住的，您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能取他而代之，等到有一天，能让主人说起来，称为‘大卢梭’、‘二卢梭’。”我当时并不怎么想这么比试，如果我能预见我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的话，我是更不会跃跃欲试的。
拉马蒂尼埃先生对我说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便读起我住了其房间的那人的作品。因为受到别人的赞扬，以为自己有写诗的天分，我便写了首诗，作为试笔，颂扬博纳克夫人。但写诗的兴趣未能持久。我不时地写些平庸的诗句，对于熟悉优美的倒装句以及学会更好地写散文来说，这倒是一种较好的练习。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法国诗歌中发现较大的魅力，使我完全投身其中。
拉马蒂尼埃先生想看看我的文笔，要我把对大使先生说过的同样内容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听说这封信后来被马利亚纳先生保存过。后者早就一直跟随博纳克侯爵左右，后来在库代伊任大使的时候，接替了拉马蒂尼埃的职位。我曾求马尔泽布尔先生想法替我弄一份这封信的抄件。如果我能通过他或其他人得到抄件，那大家就可以在我的《忏悔录》的附集中找到它。
我开始取得的经验逐渐抑制了我的浪漫计划。例如，我不仅没有爱上博纳克夫人，而且一开始就感到我在她丈夫手下是不会有大的发展的。拉马蒂尼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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